2017-11-22 7:46:00

  世界金融演变史告诉我们,银行公司治理不仅关系一家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还会直接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分类管理、资质优良、关系清晰、权责明确、公开透明”的原则,要求建立健全从股东、商业银行到监管部门的“三位一体”穿透式监管框架,做实监事会职责,加强对主要股东的行为约束。这将为规范我国银行股权的长远发展以及促进公司治理再升级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为弥补监管短板,银监会日前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暂行办法》),提出了“三位一体”的银行股权穿透监管框架。新规将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股东行为,敦促银行公司治理再升级。这对一些较为无序的社会资本无疑会产生不小的震慑力。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组织架构、职责边界、履职要求等治理制衡机制,以及决策、执行、监督、激励约束等治理运行机制。该机制应当遵循各治理主体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相互合作、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商业银行规范化运行的机制保证。

  世界金融演变史告诉我们,银行公司治理不仅关系到一家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直接影响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一家银行来说,是否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因为股份制已成为现代银行制度的基本形式,一个投资者只有在确信自身利益能受到保护之后,才会投资这家银行的股权,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正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制度。在资本市场上,一家公司治理健全的银行,可以得到投资者的青睐,能比较容易地以较低成本筹集到较大数额的资金,从而能较快地发展。反之,公司治理不健全的银行,就较难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其筹资成本也相对较高,在竞争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此,银行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司治理的较量。

  再扩展到宏观视野,公司治理不仅仅决定着每家银行的发展,还与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当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而投资者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时,投资者就无法长期投资,而只能转向短期炒作,以致市场产生投机泡沫和资产泡沫。但泡沫最终不会长久,泡沫的破裂往往会导致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高度重视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规范文件,以期提高本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稳定及国家金融安全。如美国法律协会在1992年颁布了《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1998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发布了《联合准则:良好治理原则与最佳实务准则》;2001年德国成立了公司治理准则政府委员会,并通过了《德国公司治理准则》。不少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等,也都相继发布了有关公司治理的报告、准则或建议。国际组织在这方面也积极跟进,1999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公司治理原则》,世界银行也公布了《公司治理:实施框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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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8:32:00

  强调央行沟通和政策透明度已成西方各国货币政策实践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近些年来,西方各大央行沟通似过于频繁。人多嘴杂,观点庞乱,并没能帮助投资者和经济学家更好地预测宏观经济,某种程度上甚至造成了更多混乱。

  11月14日是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的“超级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四家央行掌门人,即美联储主席耶伦、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齐聚德国法兰克福,在欧洲央行主办的央行沟通会议上,组成“全明星阵容”的讨论小组,围绕“央行沟通的挑战与机遇”这个主题展开充分深入的讨论。

  央行沟通,是指央行通过各种渠道与市场主体交流,传递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等相关信息,意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使市场主体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以达到引导预期,实现政策目标的目的。一般而言,央行沟通能提升货币政策信誉。货币政策信誉也被称为可信性,或指央行在维持低通胀方面的可信性,也就是公众对央行在控制通胀方面的信任度,其路径就是通过央行及时将货币政策有关决议内容、政策效果评估等各方面信息公布于众,以获取社会公众和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多年来,全球多数央行都明确规定维持物价稳定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并且央行公布其量化的通胀控制目标,这就相当于央行向公众承诺保持低通胀,以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然而,理性的公众总会怀疑央行是否真的会这样做。那么,要使公众相信央行确实是在致力于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而没有滥用通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央行就必须将其决策依据、决策过程、政策决议、政策效果评估等相关信息公开,以便公众有效地评估和监督央行,反过来又会激励央行真正致力于维持低通胀,进而提高央行保持低通胀的可信性。这不仅有助于协同公众预期和行动以帮助央行实现其目标,降低反通胀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改善央行沟通并能切实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重要举措。这至少可以产生以下效果:提高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降低平均通胀率、通胀的持续性和通胀波动性;提高通胀预期被锚定的程度;降低反通胀的牺牲率。

  从另一个视角看,央行沟通越有效,透明度越高,也就越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为此,在过去近20年间,各国央行越来越重视信息沟通和透明度的提高。早在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发布了《货币金融政策透明性良好行为准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达成了一种新共识,即通过央行官员给予市场更多利率预期的引导,以提升央行透明度。可以说,强调央行沟通和透明度已成近些年来西方各国货币政策实践的一个主要特征。

  但物极必反。近些年来,西方各大央行沟通次数似过于频繁。从1998年到2014年,各国央行官员发表演讲的次数增长了近6倍。还有,截至2014年全球有20家央行达到了现有条件下的最佳透明度状态,包括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在内的30家央行可能已过于透明。在这种情形下,人多嘴杂,观点庞乱,形成的不恰当沟通方式,也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而且,政策变化多,沟通协调机制不畅。所以,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沟通的增加提高了市场对央行政策预测的准确性。换言之,频繁的沟通,并没能帮助市场投资者和经济学家更好地预测宏观经济,某种程度上甚至造成了更多混乱。诸如近期美联储对市场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舆论估计,这次四大央行沟通会议或许会调整甚至重建央行的沟通机制,这对全球市场来说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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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8:09:00

  从今天起在越南岘港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题是“打造全新动力,开创共享未来”。各经济体领导人及代表,将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自贸区”、“包容发展”、“创新增长”、“互联互通”等议题深入交换看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FTAAP)是历次APEC会议的重要议题。基于此,各方分析人士认为,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亚太自贸区将为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打开全新局面。

  “亚太自贸区”这一概念早在2006年就被提出,但直到2014年才开始迎来实质性突破。2014年5月,21个经济体代表在青岛就推进亚太自贸区采取切实行动达成共识。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会议上形成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和合作计划。那次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了历史性一步,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这将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也将使太平洋两岸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广泛受益。

  在去年的APEC利马会议上,中方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强调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用行动向世界宣示,亚太对经济全球化决心不变、信心不减。同时,在APEC利马会议上完成了亚太自贸区的联合战略研究。看多方报道,在今年的会议上,中方将继续推动开放发展,还将努力推动从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APEC辅助产业、服务业四个方面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互联互通建设。鉴于目前APEC正处于推进实现“茂物目标”的冲刺节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都希望能在本次会议上交流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及2020年后APEC的发展建议,为打造APEC的未来提供指导意见。

  如果将亚太自贸区比喻为APEC的皇冠,那么自由贸易港就是皇冠上的明珠。目前排名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第一、第二位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均实施自由港政策,而且都在亚太区域,这些自由贸易港,能够吸引大量集装箱前去中转,奠定其世界集装箱中心枢纽的地位。特别是新加坡,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港的经典样本。1986年新加坡启动国家贸易网络开发计划,大力开发TradeNet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一单多报的电子口岸平台,实现单一窗口、一次录入、统一审批,极大地提高了口岸效率,便利了人、财、物的自由流动。2007年,新加坡政府又投入15亿新元,推出更新的TradeXchange信息交互平台,在原有TradeNet连接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物流企业与其客户及供应商的互联,并实现了与国外口岸网络的互联,进一步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再看香港,历经16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香港今天已成了全球公认的最自由、最开放也具有最多功能的自由港。资料显示,香港自由贸易港范围覆盖了整个香港地区,其内涵主要包括了自由贸易、金融市场开放、资金自由进出及自由开办企业、自由市场调节等四个方面。最突出的金融方面,香港完全放开外汇及黄金市场,金融机构的开办和经营也完全自由,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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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7 7:41:00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实践以弯道超车的形态令全球瞩目。现在应从战略层面注重利用数字技术来改进普惠金融监管的流程和能力,可考虑建立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试验、压力测试等创新的管理机制,解决数字鸿沟和技术性排斥问题、信息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在金融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了我国政府和居民都密切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所有人都能用得起的金融服务将会是未来发展的关键。而庞大的数字普惠金融市场需求就在那里,眼下就看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尽快全面落地了。

  普惠金融,就是立足于机会平等的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可担负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说得简单一点,普惠金融就是借助金融的优势,让大量没有办法使用金融服务的普通人甚至穷人可以得到金融服务,从而改变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服务,在传统金融模式下很难实现。而在金融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普惠金融大行其道,已能有效解决普惠金融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使金融服务更加简单、便利、快捷和高效。数字普惠金融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借助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数据通讯、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一系列相关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促进了信息的共享,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门槛,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覆盖面。换言之,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内容涵盖了普惠大众所需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通过数字金融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低门槛的优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技术,构建起基于数据的风险控制体系,全面提升了金融的风险控制能力。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很好地诠释了金融科技的初衷和目标,是让长期被现代金融服务业排斥的人群享受正规金融服务的数字化途径。

  正因为此,去年9月,我国作为G20峰会主席国提出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了8条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和66条具体建议。如今,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国际性准则。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7)》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实践以弯道超车的形态令全球瞩目。数字化理财、网络保险以及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征信产品尽管引发诸多议论,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及独特的价值已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报告指出,普惠金融的真正目的不是仅仅提供贷款、提供融资,而是通过金融去挖掘或开发出“中小微弱”的潜在能力。从能力建设的视野观察,数字普惠金融实质性地巨幅提高了金融服务供应端的服务能力,以前用数十年才能达到的目标如今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

  不过,越是在数字普惠金融全面落地时期,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普惠金融在优势背后所聚集的风险也越多。比如因系统设施缺陷、技术安全漏洞、违规经营,抑或是以打着数字普惠金融旗号、所谓创新引发的各种风险事件会不断产生。正如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指出的那样,数字技术是中性的,数字普惠也是中性的,先进技术在促进普惠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诈骗者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领域非法集资与金融诈骗事件时有发生。数字普惠金融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福利,也带来资本的竞相追逐,但大量普惠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还比较薄弱,还存在监管空白或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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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2 8:54:00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金融支持。作为一名金融学者,笔者当然希望金融扶贫有朝一日也能有一种满满的获得感。然而,金融扶贫不仅需要金融机构有一种责任感,更需要其具有一定的战略定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解决了几亿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探索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十三五”时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金融扶贫是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通过对扶贫对象提供产业帮扶融资、支付结算、资产管理、金融科技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尽早脱贫致富的金融活动。与财政扶贫不同,金融扶贫的优势在于资金量大,来源渠道广,可持续和循环使用,金融部门参与资金使用和监管更有效,能更好地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特别是在产业扶持上可更好地与扶贫经济组织相结合,促进扶贫产业的发展,引入注重市场规律的金融贷款机制。而且,通过金融扶贫,使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能改变等、靠、要的落后观念,实现扶贫从“输血型”向“造血型”的转变。此外,由于政府、金融机构、贫困户是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就会主动寻求土地要素的市场配置和扶贫资金的集约使用,一些贫困地区众多的扶贫龙头企业就是成功的案例。因此,金融扶贫对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扶贫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年以来,随着“强监管、去杠杆、防风险”的深入,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开始回归本源,将金融业务的主体投向实体经济、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这是一种好现象。“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当下需要帮扶的贫困户,都属于实体经济有效组成部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展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或上市公司,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而金融原本就是来源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从实体经济中得到丰厚回报的机构,理当在国家精准扶贫大战略下积极布局,努力开拓金融扶贫模式。目前,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出现了如下现象,即参与精准扶贫主要是出于自身社会责任感和各级政府下达的硬性扶贫任务要求,以完成任务为目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一些金融机构看似参与了扶贫,但真正深入乡村,深入一家一户扶贫的并不多;还有,在金融扶贫中,还存在着扶贫对象不精准、措施到户不精准、资金使用不精准、筹措方式单一、扶贫不能持久等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反映出这些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上确实还存在着缺乏战略定力的问题,必须尽快转变。

  国务院去年11月发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教育培训扶贫、科学技术扶贫、健康医疗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等扶贫、脱贫规划,而这些规划项目全都是金融服务所能覆盖到的,同时也是普惠金融服务的要求。尤其是产业发展,更能充分发挥产业金融的优势,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为了推进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业集中、生产加工向龙头企业集中,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之路,带动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各地应尽快推出适合各地实情的金融扶贫规划。在这方面,湖南的探索很有价值。去年8月,湖南出台了《金融精准扶贫规划(2016-2020)》,为扶贫攻坚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撑。根据这一规划,全省金融机构将通过建设金融扶贫服务站、加大扶贫小额贷款、扶持特色产业等11个专项行动,使51个贫困县5年内融资总量翻一番,新增融资40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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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6 8:10:00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潜力巨大。预计到2022年,金砖国家网络零售总额将增至30061亿美元,占全球网络零售总额的59%。在建立金砖国家金融科技合作框架机制方面,今年已制定了《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成立了新开发银行非洲区域中心,另外还有拟议中的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在税收、电子商务、本币债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络化布局等方面达成积极共识,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机制化、实心化,含金量不断提升。

  围绕“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主题,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厦门会晤,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发表了包括金砖经济务实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加强人文交流合作在内四大项共71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下称《宣言》),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合作,将全力拓展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的利益汇聚点,而金融科技合作或将成为金融合作新亮点。

  根据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邀请国内资深专家编写、8月24日在京发布的《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报告的梳理,金砖国家过去十年在金融合作领域取得了五大方面的务实成果。第一,推动完善国际货币体系。金砖国家不断提升本币结算比例和货币互换协议规模,离岸金融取得进展,这有助于摆脱国际收支领域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第二,加强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建设,这主要表现在加强金砖国家的制度对接和加强金融风险联防联控及危机处置能力两个层面。第三,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于2015年7月正式运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由先进理念引领,正全力促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第四,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2014年,为共同防范金融风险,金砖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条约中声明初始承诺互换的规模为1000亿美元,中国最大互换金额为410亿美元,南非为5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为180亿美元。应急储备安排采用双层治理模式,由部长级理事会以共识决定战略性问题,由常务委员会以共识或简单多数票原则决定操作性问题,其中互换申请及展期申请按简单多数票原则决策审批。《宣言》指出,应急储备安排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全球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第五,加强绿色、普惠、科技等方面的金融合作。金融合作推动了金砖国家在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发展中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进而推动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和数字经济的全球化,金融科技(Fintech)作为新兴产业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猛发展,深深地改变了各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欧美发达国家走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前列,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绝不含糊。由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牵头编写并在上周二发布的《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7)》黄皮书显示,金砖国家年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的17%,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近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8%。金砖国家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逐渐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2001年至2016年,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呈整体上升趋势,中国和俄罗斯增速较快,印度增速居中,巴西和南非增速趋缓。整体而言,金砖国家已成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标杆和“领头羊”,引领周边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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