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6-15 7:45:00

  随着CDR政策的落地,作为一个创新品种,CDR发行申报通道正式打开。管理层正以资本市场的创新“加速度”助力创新型企业成长。

  创新型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且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从全球视角看,据CB Insight数据统计,从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18家,占49.78%;中国紧随其后,共62家占26.16%。如果按行业来估值,排名前三的为金融科技、电子商务和软件服务,约占整体估值45%。

  在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环境条件下,创新型企业以其成长快、范围广、爆发集中、投资者行业集中的特点深得全球青睐,特别是境内外的交易所展开激烈竞争,纷纷争抢中国的创新型企业到当地上市。为此,管理层积极向创新型公司及科技独角兽企业招手,释放出优厚的政策吸引这类企业在A股上市。如今,作为《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配套措施,证监会修改了IPO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创新试点企业不再适用有关盈利及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的发行条件。也就是说,在全新的规则之下,尚未盈利不再是企业A股上市的“拦路虎”。另外几份规则和规范性文件也分别从尽职调查、咨询委、定价、交易、信息披露、财务报告制定、申请文件格式以及投资者保护等多维度对CDR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完善。这九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创新试点企业CDR基础框架已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还要等待一些更具体的细则来补充整个规则框架。这些资本市场创新的政策框架,既为创新型企业通过发行CDR回归境内资本市场奠定制度基础,也将为未来开通“沪伦通”等预留制度空间,做好规则准备。而随着《管理办法》的实施,我国资本市场不仅将会迎来更多境内独角兽企业的挂牌,也将迎接境外挂牌的大型独角兽企业回归,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创新成长的一个大好势头。

  下一步,市场各方还希望管理层能顺势而为,用资本市场创新“加速度”为创新型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融资便利。首先,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措施等九份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审核把关存托凭证(CDR)的发行与上市的基本条件。据一些券商分析,有6家已在境外上市或拟上市企业符合CDR条件,分别是腾讯控股、阿里、百度、京东、网易和小米。其次,对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高端制造业存在大量的进口的产业应大力支持,对相关企业还需及时调整市场制度与模式,通过各种创新工具、创新制度迎接更多新经济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再次,在对独角兽企业给予大力关照的同时,期待对新三板也应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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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5 7:51:00

  新一轮金融业开放政策措施为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增添了新动能,带来了新机遇。接下来就是多策协同为现代金融体系运行保驾护航了: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管理层加强牌照管理,促进金融机构持牌经营;用金融科技武装现代金融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统筹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将更广泛的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由央行牵头,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九部委共同编制的《“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下称《规划》)近日印发。这是指导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立了金融业总体的发展框架,那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倚重现代金融体系,而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在新一轮金融业开放中落地生根。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重要的金融支撑。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我国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是间接金融处于优势状态,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过去10年,全球经济、金融及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大增。

  当然,也应看到,我国金融业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脱实向虚”,过度金融化现象,金融杠杆率过高,金融自我复制、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形成金融泡沫。为了“抑泡沫、降杠杆、防风险”,去年以来,管理层强化金融监管,全力促进金融尽快回归本源,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现代金融体系,就是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供给的适应性,调整产业投向结构,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于符合政策导向、发展势头良好的客户,加大产品创新,使利率、期限、额度等要素更符合市场实际需求等,增强金融供给的精准度、提升金融资源供给的有效性,通过多种方式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推动企业降杠杆,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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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9 7:52:00

  继《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落地之后,银保监会5月4日又发布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下称《大额管理新规》)。日前,银保监会还拿出了《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关联交易新规》)。所有这些告诉我们,不仅金融业统一监管的新时代到来了,金融业穿透监管新时代也已开启。

  在市场竞争和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推动下,银信、银证、银保、证保等机构间的业务合作不断加强,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的经营跨度增大,比如商业银行经营就跨了信贷、货币、证券、外汇多个市场;证券公司日常业务已跨越了货币、证券和信托三个市场,而保险公司业务也跨越了货币、外汇和资本市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金融机构的大资管业务模式形成了技术支撑,也进一步推动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势头。

  以大数据为核心的金融业,利用新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更贴近金融消费者,经过大量收集数据、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作出预判,拥有了势不可挡的竞争优势。此外,人工智能为资管行业效能提升、成本下降、拓展新空间打开了全新视野。而新金融科技革命3.0的核心技术迅速扩张,会促使大资管更加复杂。对金融业的穿透监管制度必须尽快落地。

  资管新规正在重塑百万亿级的资管生态。从资金来源端看,资管新规按照募集方式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两大类,从资金运用端根据投资性质分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混合类产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有效强化了功能监管。而且,资管新规为下一步统一同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穿透底层资产业务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如何消除多层嵌套并限制通道业务,资管新规明确了资管产品应在账户开立、产权登记、法律诉讼等方面享有平等地位,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平等准入。同时,规范嵌套层级,允许资管产品再投资一层资管产品,但所投资的产品不得再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外的产品,禁止开展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业务。考虑到现实情况,投资能力不足的金融机构仍然可以委托其他机构投资,但不得因此而免除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公募资管产品的受托机构必须为金融机构,受托机构不得再转委托。

  《大额管理新规》对银行授信集中度风险管理非常及时,对抑制系统性风险累积具有重要作用。在交叉金融业务盛行的背景下,防范非同业客户、同业客户及交叉金融产品(各类资管产品、ABS产品)集中度风险,堵塞各类通道业务、监管套利,落实穿透监管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银行投资的资管产品与资产支持的证券化产品(ABS)中,不能有效穿透的主要是公募债券基金、货币基金及部分基础资产较为分散的消费贷ABS等产品。若以此为“匿名客户”的代表,那么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在17家披露基金与ABS规模的上市银行中,有12家的“匿名客户”额度不够用,面临着较大压缩压力。尽管《关联交易新规》还在征求意见阶段,一旦正式推出,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中存在的诸如关联关系难以识别、交易结构复杂多变、关键环节审核责任不清晰等乱象,以及不正当利益输送等风险的监管一定会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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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25 7:44:00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就货币政策而言,货币政策加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政策框架已然形成,当前央行采取的是“降准+加息+流动性调节”的新货币政策组合,超乎原理,打破常规。由此,央行还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为改革开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对此,市场各方应有清醒认识,切勿错判。

  本周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当前经济工作四大信号,即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主动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支持各地探索有效途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革开放更加积极主动,以改革深化消除风险隐患。很清楚,央行从今天起下调五类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就是基于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而做出的调控决定。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来观察,这反映出央行货币调控的着眼点与之前已大不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首季我国6.8%的经济增速更显稳健,5%左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表明就业稳步扩大,2.1%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显示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充足。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8%;第三产业增加值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1.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等短板领域投资增速均快于全部投资增速;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在去年高起点基础上,一季度企业效益进一步提升,前两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8%,增幅高于去年同期,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依然快于人均GDP增速;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3.2%,清洁能源比例上升,绿色发展稳步推进。

  虽然一季度投资有所放缓,1月至3月投资累计增长7.5%,较1月至2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开发投资超预期回升至10.4%,民间投资增速也回升至8.9%,增速比1月至2月加快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比去年加快2.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一些重点领域得到了加强。

  一季度经济数据还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额相抵,顺差3262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21.8%。3月出口增速由正转负,外贸自去年2月以来首次呈现逆差。另有资料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如果不考虑中国经济因素,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0.6个百分点,波动强度将提高5.2%。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从去年至今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已使我国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而且,经济内生质变正在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护航经济稳健前行,尤其是新近推出的一系列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进口加快,反映内需强劲增长,这种平衡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能让世界分享更多中国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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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0 7:55:00

  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和《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简称产融新规)。随后,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金融机构投融资新规)。这一系列重磅投融资新规正式落地,旨在进一步规范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融资行为、着力于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同时,或将推动我国金融业格局的新变革。

  我国不断加强金融监管的源头,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银信合作开启了同业创新,2012年的金融创新更让金融业进入了大资管时代,各类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非金融企业也是以产融合作名义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对金融机构的投资或并购。而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发展,在满足居民和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所以,大资管5年之后,为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我国进入了统一监管阶段。总体而言,2017年至今的监管有两个重要节点:2017年3月至4月监管层开启的“三三四十”专项治理;2017年底至2018年初一系列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央行行长易纲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的三份文件,即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指导意见、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简称金控新规)等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眼下,前两份文件已在深改委第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随后将下发并执行。第三份文件,也就是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预计会很快推出。

  据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资管业务的定性明确:资管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一旦遭遇兑付困难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不得开展表内资管业务。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必须坚持的五项原则,即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坚持积极稳妥审慎推进。征求意见稿的精髓概括起来有:银行不能发保本理财产品;券商、信托、银行全部打破刚兑,取消通道业务和资金池业务;公募基金不得进行份额分级;私募基金个人投资者门槛从100万元升到500万元,机构投资者准入门槛升至1000万元;银行理财+私募基金模式全面停止;保险资管非标占比不超过30%等。按照深改委第一次会议提出的要求,资管新规将立足整个资管行业,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按资管产品的类型统一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限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促进资管业务规范发展。

  上述产融新规、金融机构投融资新规以及尚未推出的金控新规都与资管新规有着紧密联系。从金融机构的大资管,到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进而形成金控公司,再到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可以说底层资产业务存在着多层嵌套、跨机构跨业态交易,非金融机构盲目投资、参股甚至控股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一些国有金融企业在服务地方发展、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设中,过于依靠政府信用背书,捆绑地方政府、捆绑国有企业、堆积地方债务风险、参与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和变相举债,加剧财政金融风险隐患,弄不好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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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30 7:46:00

  今年一季度的商业银行宏观审慎评估(MPA)大考马上就要开始了。按央行要求,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将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这是央行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逐步探索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又一政策举措。

  MPA是央行为积极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其评估方式主要以综合评分形式呈现,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和信贷政策执行7大方面及14个子指标。当一个机构在7大方面均被评为90分时,被评为A档;当机构资本和杠杆情况、定价行为中任意一项不达标,或资产负债、流动性、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中任意两项及以上不达标(达标线60分)时被评为C档;如不属于以上两类则被评为B档。对各档机构央行将通过差别准备金利率来激励及约束。

  MPA的调整和完善,让宏观审慎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广。

  回望MPA正式实施的两年多,央行积极做好评估,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根据MPA实施情况及宏观调控需要,央行还在继续改进和完善了指标构成、权重、相关参数等。继2017年一季度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指标范围之后,又于2017年三季度评估时,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评估。

  此外,央行在去年8月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中表示,还将继续探索将规模较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其进行宏观审慎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去年9月,央行宣布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策和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行正常准备金率的政策,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并取消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准备金的穿透式管理。这两项政策都是在前两年人民币汇率出现异常波动、资本流动呈现一定顺周期性的背景下出台的,旨在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进行逆周期调节,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并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也开始向境外金融机构延伸和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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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9 10:16:00

  面对新科技大潮,要想优化监管科技的力量,就得系统构建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监管体系,实现及时、动态和全方位监管。采用区块链技术,银联、网联和信联就能控制每分钱的流向,这大有助于监管机构实现“精准式监管”,既能有效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又不至于对金融业尤其是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形成掣肘。

  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加强和优化金融管理职能,增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协调性,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都面对着一连串新挑战。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运用监管科技来武装金融监管机构,优化金融监管力量,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张近东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融合;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则表示,证监会正在制定行业金融科技发展指导意见,促进并规范行业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健康、平衡发展,加强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应用的风险防控。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更建议建立联防联控和分级响应制度,对非法金融业务“打早”、“打小”,赋予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分级应急处置权限,发现违法活动苗头时,及时用技术手段锁定并处理。

  一国或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起始于监管者的态度和原则,决定监管体制顶层结构的设计,最终落脚于监管能力和监管手段的实施。换言之,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同时,还需加强监管科技的力量。对此,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达成了共识并已付诸行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组织已各自下设监管科技工作小组。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牵头机构,FSB于2016年3月发布《金融科技的全景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以维护金融稳定为核心,各局首次正式探讨了金融科技蕴藏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监管应对问题。

  目前,FSB正致力于拟定全球监管科技框架。各国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范围主要集中在四大板块:一是支付结算板块,尤其是电子支付行业,美国已形成完整的监管体系。二是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板块,包括金融机构线上化运营、P2P借贷和股权众筹等。三是投资管理,特指智能投顾。四是市场设施板块,其中征信领域已实施具体监管政策,代表国家和区域有美国、英国和欧盟。在各国监管科技改革举措中,最有代表性的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部门提出的监管科技构想是,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直连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完成监管报告、建模与合规等工作。监管科技的具体应用体现在监管资料数字化、预测编码、模式分析与人工智能、运用先进算法侦测全网络可疑金融交易行为等方面。监管主体除了关注金融科技公司的持续运营能力和风控能力,还需将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纳入监管体系,建立和完善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方案,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基础上建立实时、动态监管系统,并结合既有金融监管规则推动监管科技方案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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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 13:57:00

  二十国集团(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几天前在英国伦敦召开阿根廷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的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研究小组2018年的几个主要研究议题,如可持续资产证券化、发展可持续私募股权(PE)和风险投资(VC)、运用金融科技发展可持续金融,并将形成《2018年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综合报告》,进而提交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和领导人峰会。当下,全球都在密切关注可持续金融问题。

  可持续金融也称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指金融体制和金融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从而合理有效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效率,以实现经济和金融在长期内有效运行和稳健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绿色金融理念能长期有序推进的另一种形象表达。研究表明,可持续金融必须至少遵循无浪费、无破坏性两项基本原则,动态或再生金融资源的规模和质量的成长应该同经济体现在与未来的发展需要相吻合,动态或再生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外部性效应的积累必须为正。

  去年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银行联手发布的《可持续金融体系路线图》报告发现,通过市场、国家和国际倡议间的互动,可持续金融体系已在转轨中。通过市场化倡议,比如可持续银行网络(SBN)和联合国环境融资倡议,私营和公共金融机构已开始将环境与社会风险及机遇融入其商业模式。特别是数字金融或创新型金融科技(Fintech),具有产生环境效果和支持可持续发展融资转型的潜力。目前,G20、联合国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开展的国际合作,均针对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的不同方面,而且越来越多吸收私营部门参与,并得到了坚持积极促进可持续金融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配合,这为建立可持续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

  无论可持续金融研究还是发展实践,尤其是打造可持续金融体系,我国都已走在世界各国前列。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前身就是我国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倡议发起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当前,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仍以绿色金融为核心议题,但也将考虑包括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其他可持续发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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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6 8:55:00

  人民币正积极向贸易、投融资、储备货币的国际化方向迈进,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全球流动性和非美元流动性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对人民币流动性管理问题有了更高要求。我国央行已采取常规措施和创新性措施来确保人民币流动性的合理稳定。《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提出的五项措施,也都在着力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善境外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

  央行副行长殷勇几天前在第二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空间很大,但这是个长期战略。未来人民币一定会在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人民币积极向贸易、投融资、储备货币的国际化方向迈进。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据权威专家的分析,这个大趋势基于四方面因素的推动:其一,各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需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不可持续,增持非美元储备货币不仅可以提高储备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也有助于储备资产保值及分散持有储备资产的风险。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及综合实力都已进入世界前列,全球已有包括德、法、英、欧洲央行在内的约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其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和地位。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逾6%,创2008年以来各年度最大升幅纪录。进入2018年,由于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汇率短短半个多月连创2015年12月10日以来新高。人民币持续企稳且趋于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也促使国际市场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不断升温。其三,中国资本项目渐次开放提升了人民币的可使用性。近些年来,中国先后开放了资本项目下风险程度相对可控的大部分交易项目和货币可兑换,比如,直接投资已基本无汇兑限制;中国银行间市场已全面开放;人民币境内外金融交易品种不断增加,熊猫债和点心债市场初具规模;中国股市、债市尽管仍受到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的额度管理,但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的开通,已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内地股市和债市提供了更多渠道,人民币已具有并保持了可使用性的特征。其四,2008年以来我国央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一系列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一项双赢举措,一方面伙伴国在金融系统出现问题时可以借助人民币的流动性支持,并可以将人民币用于其贸易融资;另一方面我国央行借以签署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也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认知度。迄今,我国央行已先后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续签的10个国家,累计金额达3.3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向前推进,在有效解决全球流动性供求结构失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延续至今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共同向全球提供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流动性,他们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来源。换言之,全球流动性主要来源分成了美元流动性和非美元流动性。只不过,鉴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龙头地位,美元流动性在全球流动性中的占比还是最大。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欧、英、日货币政策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形式催生了很强的外溢效应,进而成为全球流动性波动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以来,美、欧、英、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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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4 7:58:00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年致辞中表示,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着力推动经济更高质量发展。重点围绕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要求金融调控有更高超的艺术性。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意味着顶层对从单一调控升级为双重调控的模式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提高金融调控艺术性,还需倚重双支柱调控框架。

  央行调控框架一向以货币政策为核心。长期以来,央行金融调控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不外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型工具和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近几年来,除了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央行接连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临时流动性便利(TLF)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去年9月30日央行决定,从今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去年12月底,央行又推出“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即(TLF)升级版。仔细比较,两者在操作期限和对象上相差无几,也都不需通过质押券操作,只是“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在宣布时点上更靠前,操作利率更低,可释放的流动性规模更大。可见,现今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越来越多,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大为增强,这为后续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普遍体会到,维持金融系统稳定,仅靠货币政策还不够,很多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因宏观审慎监管缺失导致的。于是,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我国央行也从那时开始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于2016年将原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并与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MPA实施两年来,央行积极做好评估,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自律,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央行还根据形势变化和调控需要继续改进MPA。自去年一季度评估时起已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指标范围,并在今年一季度把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同时研究探索将绿色信贷纳入MPA评估体系。去年9月,央行宣布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策和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行正常准备金率的政策,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并取消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准备金的穿透式管理。这两项政策都是在前两年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资本流动呈现一定顺周期性背景下出台的,旨在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进行逆周期调节,以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足见,MPA是我国在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上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弥补了以往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引入了逆周期调控因子,在确保稳健的货币政策更有效实施情况下能更好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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